1985年朱祖延教授主编的《汉语成语词典》出版,第一次印刷就达80万册,同年获全国十大优秀畅销书奖。十五年后的今天,湖北大学古籍所的研究人员积多年词典编纂经验,向读者推出这部崭新的《汉语成语辞海》(武汉出版社),它是在吸收了现在成语词典诸多长处,并在自己建立的一套全新的成语词典编纂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是一部收词宏富、释义准确、例证详实、内涵丰富、知识性强的大型成语词典。
如何收词?收多少?可以说是成语编纂者费尽心力考虑的问题,因为收词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涉及到对成语的界定,而这个问题在词典研究界尚无最后的定论。《汉语成语辞海》的编纂者在多方考察研究后选定“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作为基本原则,既考虑成语“成”的历史规定性特色,从狭义的成语界定的角度,充分地注重选词的经典性和规范性,同时又不忽略语言的发展和适时的应用功能,从服务于大众的角度兼取近现代语言成果,选取了部分有文献材料印证的近现代成语。
《汉语成语辞海》除了收词方面力求做到“全而纯”外,在创新上也下了很大功夫。这主要体现在新条目的突破上。新编一部大型成语词典,如果不在条目上有所突破,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主编朱祖延先生认为,编纂辞书就是要不断突破自己、突破现状。据笔者了解,仅朱先生一人从典籍中爬梳掇拾的新条目就有近千条,这千余条是《汉语成语辞典》出版以前所有其他的成语词典都没有收录过的。这里面有的是从经典文献中再挖掘找出的成语,如“大言炎炎”、“大言欺人”、“考文征献”,这类词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非常新的书面语用词,另一方面也给读者提供了古代经典文献的语言素材,对读者再认识古典文献做了一个良好的导引;有的是从文学名著中选取出来的凝炼精美的描述性成语,如语出唐人白居易《琵琶行》的“黄芦苦竹”、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忧谗畏讥”等;再如“浊醪粗饭”“早韭晚菘”“黄旗紫盖”“秦七黄九”等,从一定程度给了读者一些古代文化知识;还有“四方之志”“罗钳吉网”这类词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成语典故。由此我们看出这部词典贯穿了编纂者的另一个指导思想,即“大而新”。
书证丰富而不堆砌是这部词典的又一大特色。全书收词虽只有2.5万条,但正文达420余万字,其中书证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本词典虽然书证材料选取量很大,但它并非一味堆砌,体现了编纂者“富而不繁”的用例原则。在书证材料的选取上注重时代性、典型性、新颖性。所谓时代性是指词典在引用书证材料时,有意注重了该词发展的时代纵线,大致规定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近现代为三个基本单元,词条以这三个基本单元为纵线,选取该单元中最好的词句作为例证。
典型性是指除了涵盖于一般意义的词典编纂中的那层意思之外,就是以词的时代性特色为前提,照顾成语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使用的典范性。所谓新颖性,就是用例上尽量从更广泛的资料中搜取以前诸种词典中没有用过的好的书证材料。例如“取而代之”。第一个用例《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羽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它前面有“语本”二字,表明是该词典的语源;接着用元人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和当代人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八章:“想到这里,周郁的额角爆出了蚯蚓似的青筋,咬着嘴唇皮,恨不得一下子就取而代之。”来进一步展现这个成语在具体的历史时段和不同语言环境之中的运用。
重视反映成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演变,是这部辞典的又一特点。编纂者除了在选择用例时注意照顾时段性外,还从文字上适当作了标识。以“语本”指明此书证是该词条的语源,如“举一反三”例证一,语本《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得也。”以“事本”提示该成语的故事出处。另外,编者将意义相同或相近但格式略异的成语串作了相关的处理,选取成语串中的一条作为主条,其它的相关条用“亦作”随附其后,使辞典富而不繁,简明实用。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者们,在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磨砺出了《汉语大字典》、《汉语成语大词典》、《尔雅诂林》等一批文化精品之后的今天,又为我们奉献出了《汉语成语辞海》这样的优秀作品,这无疑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